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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4 21:38: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何江弘团队总结了十年来所有手术患者的随访数据,他们发现:10%~15%的患者在逐渐康复,5%的患者能够完全恢复正常人的生活,摘掉“大脑起搏器”,返回学校或走进婚姻,50%的人维持原状,30%的人则因为各种原因,状况越来越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苹的丈夫老安是一名铁路工人,妻子出事后,老安把给儿子攒的婚钱都给了医院,今年4月份,他实在无力再让妻子住在医院。他也不敢把妻子接回家,他知道自己照顾不好,而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请护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,患者增加到8个,直到山沟里再也住不开,相久大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找到现在的新址。如今,所有的床位都已住满,只有老患者去世时,托养中心才会空出床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丽苏娅说,植物人也是有其生命权和健康权的,随着社会发展,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庞大。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用前瞻性的眼光,基于植物人的特殊性和特殊需求,早日为植物人群体提供一些政策依据和制度安排。“只有政府定位了,提出政策导向,下面才能根据政府主导,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帮扶植物人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环球时报】“世界卫生组织预警,拉美地区卫生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”,据法新社6月2日报道,拉美地区已经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新“震中”,疫情可能摧毁整个拉丁美洲的医疗系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的妻子在湖北老家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,去年9月12日晚上,妻子过斑马线时被一辆从死角出来的出租车撞倒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春节前,她决心把母亲接回家照顾。单位离家很近,她经常中午回家看看母亲,再回来上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是,第三次化疗后一周左右,高宁陷入了昏迷状态。医生告诉孟红,高宁将成为一个植物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歌舞伎町(时事通讯社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数情况下,对于植物人及其亲属来说,回归家庭也会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。除了陪护者身心俱疲,护工难寻、费用高昂外,家属和护工都普遍无法应对植物人的一些医疗护理问题。北大国际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护士长杨燕君说,平时,家属想给植物人换根胃管可能都需要带着病人跑到医院,而这本来是社区医疗机构可以解决的事情。但是现有环境下,社区医护人员可能不具备这方面能力,而且他们上门提供医疗服务报酬微薄,这与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劳动力不成正比,因此,社区医疗机构出于综合考量不愿做这类事情。